凯瑟琳·海尔斯是后人类理论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她立足于当代科学观念与文学理论发展，致力于探讨科学与人文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方式彰显出其赛博格理论的创造力与张力。海尔斯以后现代文化建构了沟通科学与文化的场概念与混沌机制，跨越了认知的鸿沟建立起更宏大的认识论体系，由此建立起其赛博格理论的基础。海尔斯将跨媒介认知性系统作为其赛博格理论核心。通过考察媒介技术如何引发书写形式与书写观念的变迁，她反过来审视人类—非人类之间认知界限的突破，并最终构建起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纠缠的万物互联机制。海尔斯以科幻研究作为其赛博格理论应用机制，认识到技术发展与科幻推想相辅相成，人类应从科幻文学推想中正视与非认知意识的共存，寻找同身共处的策略与智慧。总体而言，海尔斯以其精到的技术分析与文学研究打通技术思维与人文思维的底层逻辑，致力于从更高维度、更综合体系重新审视人类、技术、自然与世界的关系，以此创建当代技术社会新理论。
自20世纪末期以来，凯瑟琳·海尔斯的后人文主义思想始终以“物质性”与“具身性”为理论基础。而与此同时，“物转向”思潮也逐渐成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热点问题，在布鲁诺·拉图尔和吉尔·德勒兹等哲学家的影响下，新物质主义学者着重关注物质能动性，尝试从更为根本的层面实现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海尔斯虽然总体上认可这一思潮业已取得的成就，但也指出了这一思潮的内在不足和局限。她认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及“行动波”混淆了生命系统与物质过程，而受德勒兹影响的学者则过于侧重强度与生成，忽视了面向主体与认知的维度。在近年出版的《非思》与《从细菌到AI》中，海尔斯进一步区分了“意识”与“认知”,提出“认知聚合体”概念，将认知理解为分布于生命、物质与信息网络中的反馈过程，从而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新物质主义的后人文主义理论路径。
凯瑟琳·海尔斯有关计算机认知、AI语言生成机制及文学文本媒介物质性的论述，为我们讨论大语言模型参与创作的AI生成文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她提出AI生成文学的批评目标应该转向对计算语言及文本生成机制的关注，而不应囿于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题、表征和作者研究等议题。同时，她从人机“技术共生”的伦理立场出发，提示我们应该将AI生成文学的艺术风格导向彰显人机协作的生成式美学形式。海尔斯的论述不仅进一步凸显了技术与物质性议题在当前文学评价中的重要性，也批判了资本功利导向的AI技术发展路径及其所带来的人机竞争焦虑。这为我们重塑互惠共进、协同进化的人机关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自19世纪文学批评成为显学，尤其在20世纪新批评的冲击下，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代言人”布瓦洛的批评理论连同古典主义批评一起，一概被视为“旧制度批评”,其批评的价值备受争议。事实上，布瓦洛的批评理论不乏深刻的思想，其内涵相当丰富，具有文学政治学、文学伦理学和诗化哲学的跨学科特征。总体而言，布瓦洛批评理论以切合法国当时社会历史、服务专制王权的文学政治学属性为基础，以崇尚文章道德一体的文学伦理学特征为核心，以契合真善美的最高理想的诗化哲学内涵为旨归。值得注意的是，布瓦洛在王权至上的时代始终坚持捍卫文学自主性的批评路径。布瓦洛批评理论的跨学科思维特点及其独特的批评价值不仅是法兰西文艺史中的思想富矿，也是当今我们建设外国文学理论的宝贵资源。在跨学科视野下探讨布瓦洛批评理论的深层思想和评价其价值意义成为文学史和批评史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诺瓦利斯《费希特研究》为核心文本，系统考察其如何通过对费希特知识学的批判性转化，解构以“第一原理”为基础的封闭体系哲学，并建构一种以“诗性行动”为根基的“无体系的体系”。研究表明，诺瓦利斯并非简单否定哲学，而是将断片、隐喻与想象力转化为思想的本体性形式，使文学成为趋近“绝对者”的动态路径——哲学止于解释，而诗实现救赎。这一实践不仅揭示了诺瓦利斯个人从观念论向浪漫主义的思想转向，更典型地呈现了早期德国浪漫派“以文学重铸哲学”的跨学科范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诺瓦利斯通过“新神话”构想对启蒙理性导致的意义危机所作出的回应，提供了一种理解早期现代性精神困境的新视角，即在体系失效处，以开放、未完成的文学形式守护自由与整体性的可能。
在近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弗兰纳里·奥康纳持续书写美国内部的权力结构，聚焦南方流散者在美国内部殖民逻辑下所经历的空间焦虑、身份危机与精神挣扎。通过对读其处女作《天竺葵》与临终作品《审判日》,揭示其流散叙事的核心要素及其演进轨迹：从《天竺葵》对个体疏离状态的细腻描摹，到《审判日》对种族冲突与流散出路的深度探讨，呈现了从“被动承受”到“主动抵抗”的流散意识演化路径。将奥康纳的文学实践置于“内部殖民”的框架下考察，不仅为理解美国南北方的权力支配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批判性审视中心—边缘权力结构下全球南方群体的生存境遇提供了独特的文学参照。
亚历杭德罗·莫拉莱斯的《天使之河》等作品通过对洛杉矶河流域、族裔社区与跨区域迁移路径的书写，呈现墨西哥裔主体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身份生成过程。借鉴詹明信的“认知绘图”与塔利的“文学绘图”理论可以发现，文本始终围绕地方经验与世界尺度之间的张力展开，人物的空间实践与作家的叙事构造共同构成一副跨尺度文学绘图。首先，通过对洛杉矶河水域与花园的描绘，莫拉莱斯将地方塑造为具身感知的生成场域，使身份在具体处所中获得根基。其次，通过跨区域迁移路线与城市空间再定位，人物在不断“寻路”与“再绘图”的过程中重组其社会与文化坐标，形成面向更大空间结构的身份认知。最后，在博伊尔高地、港口体系与塔楼意象的联动中，地方被纳入跨国流动网络，生成一种既扎根土地又指向世界的“在地全球性”身份形态。莫拉莱斯的文学绘图由此展示了地方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成为连接主体经验与世界体系的认知接口。
法国学界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接受呈现出审慎姿态与迟疑态度，这种反应既源于概念本身的多重意涵与语义张力，亦与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结构性位置紧密相关。“文学共和国”和“文学世界共和国”这一对概念谱系构成了法国人认知与表述世界文学空间的主导性话语范式。“文学共和国”是从文艺复兴至启蒙时代在欧洲形成的一个兼具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知识共同体。法国当代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提出的“文学世界共和国”范畴则是对前者的批判性继承与创造性转化，深刻揭示了全球文学平等交流的表面之下所隐藏的权力不平等与结构性霸权。无论取径何种视角，唯有突破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确立跨文化的宏观考察视野，方能真正把握世界文学的复杂图景与多元格局。
本文以舞台美术为观察视角，系统梳理了阿瑟·密勒经典剧作《推销员之死》自1983年至2012年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两轮跨世纪搬演的创造性实践。研究揭示，三十年间两版舞台呈现通过舞台美术语言的嬗变，构建起中国话剧人对外国经典本土化阐释的深层逻辑。在空间营造层面，从具象写实的布景体系向虚实相生的写意美学跃迁，既保留了原作的社会批判内核，又赋予其东方美学的诗意表达；服化道设计突破对形式符号的机械模仿，转而追求“离形得似”的审美境界，在细节中渗透着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舞台灯光从早期对物理光源的依赖实现虚拟性时空自由，转向对光影叙事功能的开发，使光效成为承载戏剧隐喻的重要媒介；舞台音乐的范式转换，则从传统民乐的抒情范式转向工业摇滚的解构力量。两版舞台美术语言呈现出的对中西戏剧美学的融合，为话剧舞台对经典文本的再创造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实践路径。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科幻文学作为文学文化研究热点，正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长期以来，国内科幻研究深受西方学术理论影响，话语主体性的构建成为亟待突破的课题。本期三人谈汇聚科幻研究领域的深耕者，从不同维度展开论述：领军学者吴岩以亲历者视角，通过口述史形式系统梳理1980年以来中国科幻文学研究自主知识生产的探索历程与实践成果，还原本土科幻研究的发展脉络；霍盛亚以技术东方主义为切入点，剖析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科幻创作与研究在自主知识生产中面临的话语困境、知识生产断裂等问题；詹玲从中国传统技术文化出发，通过中西科技文化与科幻理论的比较研究，论证了构建中国科幻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与时代价值。三位学者立足本土实践、聚焦国际对话，不仅深刻阐释了中国科幻研究自主知识生产的核心内涵与时代意义，也从原创意识培育、本土文化挖掘、理论框架构建、学术建制完善等多个方面，为中国学界推进科幻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出了兼具针对性与前瞻性的路径建议。
19世纪的地质学发展为威尔斯科幻小说创作提供了独特的叙事灵感。通过对地质景观的强化描绘与观察，其小说叙事呈现出动态化与流动性特征；通过转化地质学的“深时”概念，其小说叙事获得了空间穿越特征，并由此实现时间与空间的交织；通过借鉴地质学“碎片化”的考察记录方法，其小说展现出碎片化叙事和仿地层结构特征。总体而言，威尔斯的科幻小说通过地质学想象，将科学的实证逻辑融入文学的虚构想象，形成了一种审视人类生存处境的新认知范式和审美品格。这与斯诺所言的“第三种文化”观点相契合，为科学与文学的融合开辟了新的思维范式与审美路径。
本文以学术访谈录形式，记录程正民教授与青年访谈者的五次对谈内容，呈现这位资深文艺理论家对探索俄罗斯文学与文艺学研究中国路径的深刻见解。程正民教授首先阐释其倡导的“知彼知己”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论，强调研究者需深入把握俄罗斯文学文论的精髓及其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同时扎根本国语境进行深层研究、回应本土问题。其次，他提出，有价值的文艺理论概念往往诞生于理论与文本分析的“结合处”,并以“文学形象系列”和“小说的场面”概念为例加以阐释。此外，通过对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1980—1993)这一中国俄苏文学研究重镇的个案剖析，程正民教授阐述了其建制沿革、核心刊物、代表性成果及历史经验，并论证了学科史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以及此类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基础性意义。
长久以来，东方文学研究偏于思想政治性，且集中于古代时期，而对于现当代时期的东方文学研究则不足，艺术分析亦偏弱。黎跃进教授的《东方文学史论》正弥补了这一不足之处，显示出东方文学研究走向成熟化倾向。宏观整体的东方文学研究源于个体性研究基础之上，黎跃进教授的“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和“夏目漱石”研究、“泰戈尔”研究等正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并进一步提出了“同根并蒂”“异域作家本土化建构”等独特的研究视域和方法，推进了比较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构。东方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需置于历史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量，而丝路视域正提供了理论建构的平台。其研究聚焦流动的文化文学生成，以中国主体的研究姿态，试图重勘东方文学文化的内在统一性，从而凝练新的时代话语，建构新的东方文学理论体系。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英文名称：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创刊时间：1990
出版周期：双月刊（单月30日出版）
主管部门：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编辑出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 石佑启
主 编: 孙毅
国内刊号：CN44-1554/Z
国际刊号：ISSN 1672-0962